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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蒋介石日记随感

时间:2020-10-08 19:03 点击:
4月末的最后一个星期,我有机会去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斯坦福大学,参加一个关于汉族形成历史的国际研讨会。1928年“济南事变”以后,蒋对日本恨入骨髓

蒋介石被说成是对日 “不抵抗政策”的始作俑者,并不冤枉

4月末的最后一个星期,我有机会去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斯坦福大学,参加一个关于汉族形成历史的国际研讨会。飞机抵达 SanFrancisco机场的时间正是起飞的时间:23日上午。凭空多赚了一天,让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愉悦。

SanFrancisco在中文里有两个译名,一为音译,称三藩市,一作意译,曰旧金山。一百多年前,来自中国的苦力们在此地登岸后,被带去淘金、筑路,据说斯坦福大学就是由通过修铁路而大发其财的斯坦福先生捐建的。

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很美,蓝蓝的天,灿灿的阳光,成片成片的树木,绿地上随处可见晒日光浴的MM。因为提前两天到达,第二天一早,我便去了胡佛研究所查阅目前备受关注的蒋介石日记。

大会开始于24日,历时3天,共有41位学者作了报告。在北美,围绕这么专门的题目,能聚集如此众多的来自各国的学者,算是非常不容易的了。令我吃惊的是,会议的组织者T.Mullaney先生年纪还不到30岁,他和法国、澳大利亚的同行结成了一个研究小组,研究“汉”(汉人、汉族、汉民族)这一世界最大族群的历史,以及有关“汉”的历史的表述问题。大概近年我在该领域发表的若干论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,所以素昧平生的我也获邀参加了这次主要是人类学者出席的大会。

“汉”这一名称源远流长。公元前202年,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落败后,刘邦取得了中原天下,建立了汉朝。从此,“汉”成为中原居民的符号。回顾往昔,我们不应该忘记,“汉人”曾经是一个“他称”——周边居民对中原居民的贬称。在部落族群之间的对立争斗中,不断出现“汉儿学得胡人语,却向城头骂汉人”(司空图)的一幕。“汉人”指称的对象往往暧昧不清,在元代,被纳入“汉”这个话语装置里的就有女真人、契丹人和朝鲜人等。长期的搏杀也造成了意外的结果:相互融合。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,“汉”仿佛是一个不断滚动的雪球,不断膨胀和强化。以“雪球”来形容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”,是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发明。

另一方面,从中国外部来看,随着安德森(B.Anderson)提出的“想象的共同体”(imaginedcommunity)说席卷全球,论者多倾向于从这一角度来观察“汉”,对其进行“解构”(deconstruction)和“转位”(dislocation),以便在碎片般的、混杂化的和多样性的“雪花”(snowflakes)中寻找“汉”被建构的历史。这次会上学者们提交的论文,既有关于“汉”的不同表述的考察,也有关于汉及其相关民族的田野追踪。“汉”的历史被相对化了。

那么,摆在今天的学者面前的历史,是否真如怀特(H.White)所说的那样,是一部“没有底本的抄件”(acopywithoutoriginal)呢?对此,王明珂先生尝试了第三种解释的可能性。他提出了“华夏边缘”说,由此来观察各族群之间的互动。在不同族群有关“英雄祖先”和“弟兄民族”的历史传说中,他发现了“汉”和他族之间所存在的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的若明若暗、亦即亦离的关系。

历史如江河,有主流与支流,有明流和潜流。在此次会议上,我提交的论文讨论了20世纪初黄帝叙述中的“连续性”和“断裂性”问题。作为民族符号的近代黄帝,既上接《史记》以来的叙事传统,更与1928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所推进的民族建构密切相关。阅读蒋介石日记,不难窥见一鳞半爪。蒋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里自勉道:“临难毋苟免,不愧为黄帝之子孙”(1936年12月18日)。回到南京,蒋决定软禁张学良后,在日记中辩解道:“如果放弃西北,任其赤化,则不惟国防失之根据,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(12月29日)。”

24日会议结束,次日该准备返程了。但是,此前翻阅的蒋介石日记仍然萦系于脑海而挥之不去。对于一个长期浸淫于故纸堆的人来说,轻轻放过身边的“历史”是痛苦的。于是,我谢绝了大学时代的同窗为我安排的参观计划,决定再去看一日蒋介石日记。

蒋介石从1917年开始记日记,直到去世前的1972年,50多年间几无中断。一个甲子前,蒋介石败亡台湾,从此一海之隔的大陆可望而不可及;一个甲子后,蒋介石日记被其家属捐赠给胡佛研究所,而今直把他乡作故乡。在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阅览室里,那些翻阅着绿纸文书,手持铅笔而疾书不止的,不要问,即知是在阅读蒋介石日记。现已公开的蒋日记是1945年以前的日记。在有限的时间里,应该阅读哪些内容呢?我选择了蒋介石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关键时刻——几次“事变”前后的日记。

1931年 9月 18日夜,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。19日,蒋在日记里写道:“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,并占领我营房。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,并有占领牛庄等处。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,内部分裂,而侵略东省矣。内乱不止,叛逆毫无悔祸之心,国民亦无爱国之心,社会无组织,政府不健全。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,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?”次日日记写道:“日本侵略东省,是已成之事,无法补救。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,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。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。”可见,蒋被说成是对日“不抵抗政策”的始作俑者,并不冤枉。

1937年7月8日凌晨,“卢沟桥事变”发生后,蒋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:“倭寇在卢沟桥挑衅,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,使我屈服”;“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”。他认为日本不敢开战,故而主张采取强硬的外交姿态,促使以“倭王”为首的帝国政府约束华北日军。月末,在“本月反省录”中,蒋反省道:“倭寇随手而得平津,殊出意料之外”;“对倭外交,始终强硬,其间不思运用。如当时密允宋哲元准倭筑津石路,则至少可有一年时间展缓准备,亦较完密。此则余对于外交政策,一惟舆论是从,而疏于远虑,自乱大谋之过也”。从这一段文字中不难看出,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,蒋甚悔当初对日采取强硬外交。

1937年12月12日,是西安事变一周年的日子。在咀嚼过一年前那个令蒋不堪回首的日子之后,东望首都,蒋在日记里写道:“本日南京唐守备(指唐生智——引者)处已无人接电话,敌已过江,占领浦口,则南京恐已无守乎?”次日续曰:“本日闻南京尚在战争中,此必我官兵被围不屈,作壮烈之牺牲也。夜得报,唐已到临淮,闻各师长皆已渡江,浦口、浦镇与乌龙山皆未被陷也。”此时,日军正在屠城,蒋依旧每日记日记,但绝无南京字样。首都南京的沦陷对蒋来说堪称奇耻大辱。

1928年“济南事变”以后,蒋对日本恨入骨髓,从此每日在日记里必特书“雪耻”二字。“九一八事变”后在与日交涉时,他写道:“见日本代表,感想无穷。始见之如和柔,一与之接近,则狡狯之色,轻侮之行,立现无余。欧美各国代表,皆可亲可爱,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。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,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。”(1931年10月20日)北平沦陷的次日,他愤书:“雪耻。试看暴日究能横行到几时!”(1937年7月30日)然而,与这种对日“雪耻”之心形成强烈对比的,是他的对日退让政策。如何阅读蒋的“雪耻”话语,涉及如何给蒋进行历史定位这一重大问题。此次阅读蒋日记,前后共两日,除偶尔如厕外,分秒必争,手抄凡一万五千余言,日后当著文以释蒋之“雪耻”话语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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